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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周刊》奥马哈之行:三位价投大咖畅谈与价值投资结缘的故事

发布时间:2018-06-13 来源:mrchy.com 编辑:顶牛股

2018年伯克希尔·哈撒韦股东大会已经过去了3天,《红周刊》巴菲特股东大会深度报道团队也即将归国。《红周刊》一直在提倡价值投资,并以为投资者服务为宗旨。而在此次前往奥马哈之前,《红周刊》有幸请到了三位国内知名的价值投资者,他们不仅是价值投资的倡导者、实践者,更是价值投资的传播者、成功者。我们今天就听听他们三位的投资人生,以及他们在践行价值投资过程中的感悟。

嘉宾简介:

杨宝忠:职业投资人,曾于2015年和2017年参加伯克希尔·哈撒韦股东大会

陈继豪:高溪资产和合伙人、执行董事

董宝珍:否极泰基金经理

《红周刊》:三位都是价值投资的践行者,那么,第一个问题请三位简单聊聊,在接触以巴菲特思想为代表的价值投资理念之前,你们是怎样接触股市的?主要的投资方法是什么?

杨宝忠:我是1993年1月份进入股票市场的,而接触巴菲特的思想是在1996年,当时,看到了中国第一篇介绍巴菲特的文章。但在接触到巴菲特思想之前的3年,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噩梦。在这3年里,我痴迷于技术分析——画图表、听广播、猜涨跌、频繁买卖股票,陷入了疯狂的“赌博游戏”。很快,我初期投入股市的资金近乎亏损殆尽。在这个过程中,贪婪和恐惧的情绪在我身上交替发生。当时,我为一个大客户代理资金,在和这个大客户合作了一年半之后,还是亏了不少钱。所以,到1996年年初的时候,我就感觉彻底绝望了。以上就是我接触到巴菲特思想前的一段经历。

陈继豪:我想,所有的投资者在入市时都是有改善生活的目的。我最初也是抱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初衷进入的股票市场。我当年在北京住40多平米的小房子,一个月工资只有不到100块钱。80年代,身边有一批人,靠卖电子表、录像机、彩电首先富起来了。但是我当时在国企工作,没有环境去改变人生。所以,后来我就下海,在机会更大的证券市场当中打拼。

很多老股民都知道,我们股票市场一开始并没有涨跌停板制度,交易环境特别混乱。我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样无序的市场中赚到的,但其间也是经过了几起几落,追涨杀跌过程中我爆过两次仓。刚才杨老师说,他那个时候崇尚技术分析,其实那时严格意义上来说,没有价值投资这个概念的。那个时候庄股横行,在这个市场中有钱的人说了算。跟对了庄就赚到了钱。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消息市。在这样的市场中,我们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。几次差点被“淹死”之后,我也在思考,如何才能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下来,后来也就慢慢地接触到了价值投资。

董宝珍:1994年,我在证券公司负责二极管屏幕和整个公司的电脑网络后勤工作。相比之下,我真的是很特殊的案例,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技术分析,我也不认为几根K线就构成了股票涨跌的基础,所以我完全没有经历过任何技术分析的过程。

1996年,我买了第一只股票——马钢股份。当时马钢股份的股价只有1块钱,是市场上最便宜股票之一。但马钢股份的盘子也非常大,很多人都说买大盘股的是傻子,因为大盘股不会涨。但我当时就认为钢铁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,即使公司破产,投资者还能抱着一堆钢铁回去。而且公司股价就1块钱,很便宜。由于当时买马钢股份的时候我还没有市盈率的概念,并不是基于市盈率买入股票,单纯是因为它们的股价很低,所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,我一直都抱着一两块钱的股票。与很多人不一样,我在进入股市的前10年都没赚过钱,也没赔过钱。但是这期间,我身边连续有三波人相继破产。

《红周刊》:初入资本市场,大家的经历都不太一样。巴菲特是看了格雷厄姆的《聪明的投资者》才奠定了其价值投资理念,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改变了各位之前的操作方法,并引导各位走向了价值投资之路?

杨宝忠:1996年1月19日,上证指数跌破前期低点524点。当时在给一个大客户朋友做代理,因为当时的行情特别低迷,眼睁睁地看着指数跌破前期低点,很迷茫。而且当时把自己钱赔光了不说,还把客户的资金也赔的差不多了。当时就特别绝望,觉得有个声音在跟我说:“杨宝忠,你已经尽最大努力了,但你已经彻底失败了。”但就在5天以后,1996年1月24日,《上海证券报》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介绍巴菲特的文章,当时文章还把巴菲特翻译成“华伦·布费”,但就是这篇文章唤醒了我,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这篇文章首先挽救的是我和客户朋友的合作关系。因为当时指数大跌,朋友跟我说:“账户里的股票别买了也别卖了。”但在我看来,我和朋友的合作关系,应该到此结束了。但这篇文章让我开始寻找价值被低估的股票,并成功翻身。在这篇文章,有一句话说:“股票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经常有很大的背离,但是由企业基本经营所决定的内在价值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。”这些话在今天听来耳熟能详,但在当时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。

后来投资了燕京啤酒,在燕京啤酒跌到每股13元钱的时候,我跟朋友说,机会来的时候要“成吨的买”。所以,当时我们用两个账户的资金买入了燕京啤酒的股票,这两个账户在1998年的时候都进入燕京啤酒前10大流通股东,在持有这只股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,我们几次参加燕京啤酒的股东大会,并进行调研。可以说,燕京啤酒是我实现财富自由的基础。

董宝珍:资本市场上很多人最后也觉悟了,但是已经晚了。杨老师经过3年就明白了,但我20多年前认识的人,被资本市场淘汰之后他现在也完全明白了,但是已经晚了。现在精力跟不上,财力也跟不上了。

杨宝忠:我觉得在这一点上,我特别幸运。我接受巴菲特思想的时候,上证指数在500点,过了5年之后上涨到2200点,相当于我赶上了一个为时5年的大牛市。在这个过程中,通过股票投资,我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国股票市场,感谢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的机会,也感谢巴菲特思想。

《红周刊》:我们要给杨老师点赞,下面也请陈继豪老师谈谈他的投资理念的转变经历。

陈继豪:我后来走上价值投资这条路,是从四川长虹开始的。1996年的时候,彩电行业非常火爆,四川长虹那个时候在玩命的做广告。1996年,四川长虹的每股收益是2.36元,股价是7元左右。那个时候A股市场有两个绩优股,一个是四川长虹,一个是深发展。按照这个数据来算,四川长虹当时的市盈率只有3倍,也就是说,买入四川长虹,两三年就能回本,而且四川长虹当时的利润增长率非常高。后来,四川长虹股的股价从每股7元一直涨到每股60多元。

第二只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股票是三一重工。三一重工在2004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火,但它的股价却在一路下跌,在三一重工的股价跌到10元的时候,当时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号召中高层募资增持1亿股。但在增持之后,股价横盘一段时间又进一步下跌,一直跌到5元钱。当时有记者追问梁稳根,三一重工为什么在10元钱的价位上动用10亿元增持?他说了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,他说:“这个市场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三一重工。”言外之意,三一重工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。我就在想,在三一重工跌到5元的时候,在这个位置买入,我还能有什么风险呢?结果在随后的两年,三一重工从5元钱一下涨到70多元,这或许就像巴菲特所说的,用5毛钱买了1块钱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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